在“雙碳”目標驅動下，我國正經歷著全球最快速的能源體系轉型進程。這場變革不僅關乎技術創新與應用，更是涉及制度重構與利益博弈的復雜系統工程。

“政策—市場—技術”協同的多維解構

我國能源轉型的頂層設計呈現出明顯的政府主導特征，但政策傳導過程中常遭遇多重摩擦阻力，表現為制度剛性與市場彈性之間的動態張力。以可再生能源配額制為例，中央層面的強制性指標下達后，地方政府往往陷入執行困境。一方面需要平衡傳統化石能源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又受限于電網消納能力與技術適配性等現實約束。這種制度剛性在遭遇市場彈性調節時產生的張力，直接導致政策執行效率的降低。

在多層次治理體系中，全局最優解的戰略導向常與局部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產生沖突，表現為國家愿景與地方實踐的路徑偏離。例如在新能源消納領域，“西電東送”的跨區配置方案雖符合整體效率原則，卻難以調動資源富集省份的投資積極性，導致區域間協同發展受阻。

三螺旋理論框架的本土化重構

“政策—市場—技術”表現為三螺旋系統結構，但經典三螺旋理論將政府、產業和大學視為創新系統的三大支柱，但其分析范式在能源轉型領域面臨適配性挑戰。我國情境的特殊性在于技術創新主體不僅限于科研機構，更包含以“獨角獸”企業為代表的商業研發力量。市場調節不單純依賴價格機制，還需兼顧民生保障等社會價值目標，因此需構建新型“政策—市場—技術”三螺旋協同模型。

需要依據動態平衡機制構建新模型，進而突破傳統理論對要素間線性關系的預設，引入雙向反饋與自適應調節機制，即政策層面通過制度創新引導市場方向；市場層面借助價格信號優化資源配置；技術層面依托數字賦能提升治理效能。三大系統在持續互動中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協同效應。

治理機制重構的實施路徑

制度韌性的培育策略，需要建立彈性監管框架，實現政策剛性與靈活性的動態平衡。一方面通過立法明確碳中和目標的法定約束力；另一方面設計階段性豁免條款，為新興技術預留試錯空間。例如可借鑒歐盟“創新窗口”機制，對符合特定條件的示范項目暫時放寬合規要求。

市場活力的激發路徑，需要創新金融工具與交易模式以釋放市場潛力。繼續推廣綠電交易、增加碳金融衍生品等新型市場化手段，構建跨區域電力期貨合約體系對沖消納風險。同時，需完善配套措施，如目前正在推進的建立全國統一的綠色電力認證平臺，增強市場透明度，發現電力商品的綠色價值。

技術動能的賦能機制，利用數字孿生技術提升電網運營效率，通過智能算法優化可再生能源并網調度，部署區塊鏈系統確保綠證交易的可追溯性，開發人工智能驅動的碳排放監測網絡。新技術的應用，需特別關注技術標準互認問題，避免形成新的“數字鴻溝”。

（作者系華北電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