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自2020年我國提出“雙碳”目標的一年多來，我國在雙碳目標頂層設計、全國碳交易市場建設、全社會碳減排理念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認識不足也出現“運動式減碳”“碳沖鋒”等問題。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歷史告誡我們，認識上的偏差和誤區往往會導致目標上的偏差、行動上的偏頗。因此全面推進“雙碳”目標，需要警惕七大認識誤區。

誤區一：簡單認為“控碳=控二氧化碳”，忽視其他非二氧化碳氣體的影響

非二氧化碳氣體對于全球溫升作用不容忽視。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五次報告指出，工業革命以來，約有35%的溫室氣體輻射強迫源自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但同時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具有減排成本低、響應速度快、協同效益明顯的特點。相關研究表明，減少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排放將是實現溫控目標的相對快捷的方式。

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非二氧化碳減排力度。“十四五”規劃已明確提出,要加大甲烷、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溫室氣體控制力度，《中美格拉斯哥聯合宣言》中也強調甲烷排放對于升溫的顯著影響。但目前我國對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仍缺乏完善的頂層設計，遺漏非碳溫室氣體部分，可能導致對碳中和路徑、目標實現等產生偏差。

誤區二：簡單認為“控碳=控能源”，忽視能源對經濟平穩運行的重要性

能源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脫鉤是實現碳減排的重要途徑。根據全球歷史經驗，人均GDP達到1.19萬美元（2011年價格）時，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出現“弱脫鉤”——也即是能源增速低于經濟增速；人均GDP超過3.64萬美元后，經濟—能源之間才出現“強脫鉤”，也即是經濟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費下降。一般而言，從“弱脫鉤”到“強脫鉤”需要40年。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爬坡階段，經濟與能源高度相關。即使到2030年碳達峰，中國經濟增速預計也將達到5%以上，仍處于中高速增長階段，能源消費持續增長不可避免。簡單控制能源總量將會威脅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短期內化石能源大規模退出，影響市場主體收益和活力，同時還將帶來能源品的成本上升，并進一步傳導到消費品導致價格上漲，形成通脹預期，引發相關行業失業。

誤區三：簡單認為“控碳=減煤炭、控煤電”，忽視煤炭的戰略安全作用

煤炭在我國能源安全戰略中發揮“壓艙石”作用。2019年我國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為57.7%，煤電占電力結構的64.7%。目前煤炭和煤電仍然是保障能源安全、電力安全的主體，如果盲目、快速減少煤炭和削減煤電，可能有兩方面安全隱患。

一是削弱煤炭保障能源系統安全運轉的作用。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具有強波動性、高不確定性和弱調頻性的特性，大規模并網造成電網系統抗擾動、頻率調節和電壓調控等能力下降，大規模減煤炭、控煤電將進一步增加能源系統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

二是煤炭和煤電退出影響經濟社會的平穩運行。2018年我國煤炭相關行業就業人數超過300萬；2019年我國煤電機組虧損率達到61%，全國六大煤電裝機大省剩余貸款本息和超過1000億元，現存機組轉型導致的擱淺資產為1.9萬億~3.9萬億元。如若大規模減煤炭、控煤電，將直接帶來就業、信貸多項風險。

誤區四：簡單認為“控碳=增風光”，忽視可再生能源的系列潛在風險

一方面，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將觸發稀有金屬安全問題。光伏、氫能等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原料依賴于稀有金屬。然而我國在稀有金屬生產和儲備方面還存在嚴重不足，生產電池的碳酸鋰品位相對較差，開采難度大；鈷和鎳資源相對缺乏，嚴重依賴進口，2020年電池原料自供率僅32%。

另一方面，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可能暴露新的卡脖子技術。風、光利用前沿技術研發儲備不足，未來產業大規模發展可能面臨技術被顛覆的風險。氫能和生物質能產業發展已初具條件，但氫能基礎理論研究薄弱，儲氫材料設計研發也亟待解決；生物質轉化技術、生物塑料單體技術和非金屬仿真催化劑等仍依賴引進。一旦產業大規模發展，底層理論、核心技術等若無法同步，則極易出現行業短板、引發產業鏈安全問題。

誤區五：簡單認為“控碳=控工業、控兩高”，忽視關聯性系統風險

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工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同時也是碳排放大戶。2019年，中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量占比為66.2%，其中制造業占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比重達83.2%。在調整經濟結構、減少碳排放的背景下，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011年的高點32%，持續回落至2020年末的26%。“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提及“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將制造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控碳不能忽視經濟部門內部的多樣性和關聯性。在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條件的限制下，制造業部門的實際減排潛力已不多。反之，其他經濟部門還有潛力可挖，例如交通、建筑分別為我國碳排放貢獻8%，農業是非碳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在全球范圍內，約21%~37%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可歸因于整個食物系統周期，特別是家畜養殖排放的甲烷和化肥釋放的一氧化氮。

誤區六：簡單認為“控碳=碳市場”，忽視市場發育不足和市場失靈風險

碳市場是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2017年全國碳市場建設正式啟動，2021年7月正式上線運行。雖然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成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市場，但當前市場發育不足，碳排放交易主體只集中于電力企業等重點排放單位，節能減排覆蓋范圍較為有限，且配額免費發放，導致交易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的情況，在初期3個多月的交易中，市場單日交易量、成交額分別從開市初的410萬噸、2.1億元，下降到目前僅有7.7萬噸、350萬元。

碳市場機制通過引入碳價來修正氣候變化帶來的外部性問題。雖然其理論框架非常明確，國際實踐也已有一定積累，但將其轉化為操作性強、行之有效的具體政策卻挑戰巨大。由于中國還處于碳排放增長階段，對于總量目標設定具有較大難度，當前碳交易規模不足以支撐雙碳目標實現。

誤區七：簡單認為“控碳=政府控碳”，忽視市場和社會需求管理的潛力

我國實行的自上而下的碳減排方案并不意味著政府包辦一切。一方面，許多地方政府還未摸清碳排放家底，不少地區對于“雙碳”戰略到底如何落實依然很迷茫。面對能耗預警時只能緊急采用拉閘限電的方案。這種“急轉彎”雖然在一定時間內能起到較好的控碳效果，但卻極大影響了生產生活，忽視了市場的客觀規律。

此外，現有治理往往聚焦于供給端，忽視了社會需求端的源頭管理。當前我國大多數減排政策都針對工業部門的末端治理，國際經驗表明，引導包括居民在內的全社會形成綠色的生產、生活方式，對落實“雙碳”目標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國對于全社會需求側的源頭引導和管理還存在較大政策空白。如何創新管理、市場和社會方式，引導全社會形成碳中和的氛圍與合力，這是早晚要走、必須要走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