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早已確立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碳中和戰略，大力度推廣應用清潔能源，建設大規模的風、光電站，碳市場堪稱其碳減排政策體系的基石。中國作為全球光伏、風電、水電等可再生能源應用和制造業大國，也正推進著“雙碳”戰略。相似的戰略目標下，兩地碳價卻大相徑庭，背后的原因和邏輯值得深思。 

碳價的不同表現

2月以來，歐盟基準碳配額主力期貨合約價格（EUA）持續上漲，至 2 月 21 日突破 100 歐元/噸，創歷史新高。盡管去年8月歐盟碳價也曾創了99.14歐元/噸的紀錄，距百元整數關口僅一步之遙，市場對今年碳價繼續走高早已有心理預期，但真正迎來破百時刻，影響還是超出按此價格交易的市場化行為本身，更深入到企業和社會的心理層面。

為了促進減排，中國同樣也建立了碳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碳價一直保持數十元的水平，2月全國碳市場碳排放配額（CEA）日均收盤價56.21元/噸，中歐碳價相差十余倍。一種標的物在不同區域的價格差異如此之大，看起來比較奇葩，但其實，價格只是表象。

歐盟碳價飆升的原因

能源市場波動是碳價波動的直接原因，但歐盟無論氣價飛升抑或下跌，碳價都保持在高位。去年俄烏沖突導致能源危機，極端高溫天氣進一步推動用能需求，加之法國核電機組出力不足，歐洲天然氣供需嚴重失衡。恐慌情緒支撐氣價維持著高位，不得已部分煤電重啟以滿足電力需求，化石能源需求大增。煤炭是高碳能源，推高對碳配額的需求，碳價一路漲至99歐元。隨后，伴隨著氣價下跌、暖冬、增加配額拍賣等因素，碳價回落。今年以來，各國縮減天然氣消費、增加儲備初見成效，歐洲儲氣庫水平甚至高于過去五年平均水平；加之歐盟實施天然氣價格上限計劃，調整氣價過高的市場風險，TTF基準荷蘭天然氣期貨價格從去年8月的330 歐元/兆瓦時已降至目前50 歐元/兆瓦時左右，下跌80%以上。氣價降下來，雖然不用繼續使用煤炭，但原本受高氣價抑制的工業企業開始恢復生產，對歐盟經濟增長的預期增強，能源消費需求預期增強，預期碳排放量回升。另外，由于4月底為歐盟碳市場履約期限，一季度碳價普遍偏高。諸多因素，共同推動碳價創出新的歷史紀錄。

碳價長期維持高位的支撐因素，還是歐盟堅定不移的碳中和戰略。歐盟碳市場（ETS，碳排放交易體系）經過十多年發展，從2021年開始進入到第四階段。2022年12月，歐盟理事會、歐洲議會就ETS（碳排放交易體系）改革法案、CBAM（碳關稅調節機制）達成一致，主要包括將碳市場覆蓋范圍內的行業（電廠和能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工業）減排目標提升至62%、擴大行業覆蓋范圍和縮短免費配額的時間表等內容，配套的CBAM將于今年10月起試運行、2026年全面實施。隨著這些措施逐步落地，意味著未來歐盟的減碳行動向更加縱深發展，碳配額供需將長期保持緊張態勢。可見，高碳價是歐盟碳減排政策的應有之意，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和預期。

高碳價的減排效應

碳市場作為歐盟碳減排政策體系的基石，通過碳價調整氣電與煤電的替代關系，并通過電力市場的邊際定價機制，將碳價傳導給電價、再傳導給用戶，通過市場化手段實現減排目標。

具體機制是這樣的：工業活動衰退，碳排放下降，對碳配額的需求下降，碳價就下降，不給企業增加額外的碳價負擔；工業活動反彈，碳排放上升，配額需求上升，碳價上升，激勵企業投資低碳技術和減排。

能源排放占溫室氣體總量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三，3月2日，國際能源署 (IEA)公布2022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368 億噸，創歷史新高。分區域看：盡管去年歐洲重啟大量關停的煤電廠，但歐盟與能源相關的碳排放量仍下降了2.5%；中國在新冠疫情嚴控措施下，碳排放與前年持平。其他區域則不盡然：除中國以外的亞洲區域能源相關的碳排放量增長4.2%；美國增加0.8%。顯然，碳市場對歐盟減排功不可沒。

高碳價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抑制工業產出水平。高碳價推高能源成本，導致歐元區制造業產能大幅收縮。歐元區制造業的產能利用率，自去年一季度開始下滑，到今年一季度已跌至近十年均值水平，不少能源密集型企業被迫關停、或者產業轉移，而這些企業所生產的原材料將影響更加廣泛的下游制造業。

其次是推高歐元區通脹，加大融資成本，不利經濟增長。伴隨能源、糧食價格上行等不利因素，去年歐盟27個成員國的年通脹率高達9.2%，糧食和能源分別貢獻了2.88、2.79個百分點（注：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新浪財經）。加之美聯儲不斷加息，歐洲央行不得不持續收緊貨幣政策，較高的融資成本打擊了生產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也抑制了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支出。

而最難以承受的，莫過于關系到千家萬戶生命安全的取暖供能短缺，以及與民生福祉直接相關的“能源貧困”問題。“能源貧困”問題主要出自于低收入、房屋絕緣性差、只有低效率加熱設備的弱勢群體，特別是能源支出大于家庭可支配收入10%的家庭，這樣的家庭被稱為“能源貧困家庭”。倫敦市早在2004年制定面向2050年的能源戰略時，三大目標中就有“通過給予倫敦市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幫助，使其負擔得起基本的溫暖需求，從而消除能源貧困”。

去年歐洲電價峰值達140歐元，其中90歐元左右為碳價成本，碳價對能源賬單貢獻不少，這樣的碳負擔是否必要也引發很大爭議。特別是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能源貧困”問題，甚至導致部分中產階級也陷入“能源貧困”，還引發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增加醫藥支出、影響當地就業等。

不堪忍受負面效應，不同國家都提出應當防范過高碳價的主張。例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希望為碳價設置天花板，波蘭呼吁設立漲價限制、并打擊碳市場的投機炒作。但是顯然，相應的政策完善尚需時日。

對碳市場功能的再思考

實際交易中，碳價既是碳市場的風向標，也是把雙刃劍，既可能起到促進減排的功效，也可能超出政策設計者的預想，特別是當碳市場規模很大的時候，作為減排成本的碳價最終還是需要由終端消費者全部承擔。

由歐盟碳市場波動可以看出，在能源短缺的條件下，高碳價并未起到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既不能、也不必要、更不應該，因為短期內的減碳目標更應當讓位于能源供給安全。對政府來說，能源安全是能源政策的首要目標和核心。

這個安全應當包括三個層面，三者缺一不可：一是總量充足，即確保能源供給不能中斷；二是價格合理，能源價格波動應在企業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三是環境安全，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量在環境可承受的范圍內，并盡可能地減少因利用能源造成的環境影響。這個影響，不只有化石能源，也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環境影響。

歐盟通過碳市場推動氣電替代煤電，成效顯著。中國也在逐步推動降低煤電比重，這點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能源結構上中國煤電的體量實在太大，需要在保障能源供應總量條件下循序漸進。更重要的是，能源結構背后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不同。中國尚處于工業化中期，城市化、工業化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電氣化水平較低，能源需求仍有很長一段時間要和經濟增長保持一致，總量仍處于上升階段，而歐洲早已經過了工業化階段，經濟社會處于穩定平臺期，能源消費規模變動不大。因此，中國能源結構調整和碳減排的難度更大、需要的時間更長。

總之，碳減排配額作為人工設計的制度性產品，它自身并不具備任何商品或服務屬性，它的價格取決于資源稀缺性。碳市場作為減排政策工具箱里面的一個品種，應當與國家（區域）的碳減排總體戰略目標和政策體系相一致，而再往上一級，減排政策更應當與國家的宏觀政策體系相一致。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梁朝暉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