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在COP26現場參加活動能源危機何解澎湃新聞：今年COP26大會上能源是一個重要話題。近期歐洲天然氣價格和電價飆升，原因是什么？與能源轉型過快是否有關？

夏普：我認為，歐洲能源價格上升與可再生能源無關，而是與化石燃料的價格，尤其是天然氣價格的波動有關，根本原因是歐洲的冬天比往常更長、更寒冷，消耗了大量天然氣儲備。緊接著，美國迎來了一場炎熱的夏天，他們將一部分天然氣用作空調制冷，儲備進一步下降。同時，俄羅斯和其他一些國家在天然氣供應和管道輸送方面面臨一些技術問題。上述所有因素共同推高了天然氣的價格。

在英國，40%的能源來自天然氣，但海上風電的部署范圍也在擴大。最初部署海上風電時，成本約為140磅／兆瓦時，約為普通電力價格的3倍，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很瘋狂。10年內，海上風電的成本下降了70%以上，現在大約是40-50磅／兆瓦時，比汽油還便宜。這證實我們需要更快地向清潔能源轉型。

澎湃新聞：關于電力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能源短缺和氣候治理的兩難困境，該如何解決？

夏普：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耗總量仍然在快速增長，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果試圖通過建造新的燃煤發電站來滿足不斷增長的電力需求似乎是一個糟糕的選擇。最好的方法就是更廣范圍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以更快、更低價地滿足不斷上升的需求。

當我們接近100%可再生能源發電時，仍然面臨技術挑戰，除非擁有大量水力發電資源。實際上，中國和英國正在領導一個創新任務，目標是實現能源100%零排放，盡管接近這個目標很難，但對于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空間很大，要做的就是不斷改革電網。

澎湃新聞：新冠疫情沖擊全球經濟，如何在兼顧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投資能源轉型？

夏普：當我們審視未來趨勢時，清潔經濟是全球經濟中最可預測的趨勢之一。電力、交通、建筑、工業、土地等領域的碳排放都必須轉型，這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創新始終是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

以天然氣和原油為例，因為揮發性強，可能就會變得極其昂貴，對國際收支不利。想象一下，如果不是把所有錢都花在購買石油，而是用于電池生產上，這將更安全并且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因此新能源轉型不僅不會影響經濟，反而會產生更多收益。

澎湃新聞：可持續交通是綠色能源轉型的核心，但經濟領域的一些專家認為發展電動汽車并不是目前有限財政資源的最明智使用方式。能源轉型是否應該設置優先級？

夏普：隨著低碳轉型的深入，可以發現電動汽車可以創造經濟利益，推動創新、創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類比的最強有力證據就是電力，可再生能源為我們提供了低價電力，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反觀煤炭行業，百萬就業崗位遭削減后，煤炭電力也逐漸變得更加昂貴。

在交通運輸領域，所有大制造商都在快速轉型，他們使用的資金并非政府財政，而是汽車行業的資源。全球價值2萬億美元的汽車行業從銷售中獲得了如此之高的收益，現在需要將這些錢循環投入到技術研發。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汽車行業的新規則，例如15年內零排放汽車完全覆蓋市場，美國加州就已經設定目標要求2035年之前實現所有新車零排放。

澎湃新聞：如何促進新能源汽車與可再生能源高效協同？

夏普：在公路運輸行業，汽車市場是全球性的，這一市場會快速響應政策信號。目前三個規則制定者就可以覆蓋全球一半以上的汽車市場——美國、歐盟、中國。

電動汽車轉型，大多數人面臨的問題是成本，但實際上，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及風力渦輪機一樣，投放越多成本就越低。美國、歐盟、中國如果能利用自身的市場覆蓋性去推動全球汽車制造商將投資從汽油車轉移到電動汽車上，電動汽車的產量將會飛快上升，成本也會隨之下降。因此，大型汽車市場要凝聚力量促使全球轉型，讓貧困國家也能受益，讓他們擁有更便宜的汽車。

我們必須支持各國進行政策改革，在交通領域也是如此，幫助各國部署充電基礎設施，并制定自己的監管和基礎設施政策。

距1.5°C還有多遠

澎湃新聞：眼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需要發達國家的財政支持，以對抗氣候變化。但部分發達國家的援助承諾遲遲沒有落實，信任赤字會對全球氣候治理造成怎樣的影響？

夏普：在氣候治理領域，信任非常重要。回顧過去30年聯合國談判或氣候變化的歷史，發現不同時期都嚴重缺乏信任。發達國家特別是七國集團國家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這是一個必須兌現的承諾。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中美地緣政治競爭與氣候治理合作？

夏普：中美兩國擁有強大的市場力量，無論做出何種決定都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在過去兩年里，我經常被問及是否有可能在地緣政治競爭和產業競爭的背景下進行氣候治理合作，其實事實就是在競爭中合作。縱觀新能源汽車市場，英國、德國、法國在互相競爭，希望在市場中占有更大的份額，并不是為了聯合起來與中國汽車市場進行競爭。

氣候治理中的競爭如同賽跑，當所有人在比賽規則上達成一致，向同一個方向奔跑，那么速度的競爭會促使整體競技水平提升，氣候治理也是如此。如果細化到汽車市場，如果大家都同意朝著普及零排放汽車的方向努力，那就可以在監管標準上劃出一條跑道，迫使所有企業參與這場比賽，比賽產生的公共利益就是向零排放運輸的快速過渡。

澎湃新聞：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在氣候治理的同一跑道上了嗎？

夏普：我們正在實現這個目標，但情況仍然是復雜的。電力領域的合作與競爭相對領先，但還有許多領域遠遠落后，例如航空、鋼鐵、農業等，這些領域的進展較小，治理方式沒有迫使所有人行動得足夠快。

聯合國發起了一項“奔向零碳”（Race to Zero）的全球活動，鼓勵企業、城市、區域和投資者等各界領袖，支持健康、具有抵御力的零排放復蘇之路。在過去兩年里，參與的人數大幅增長，商界和政治界都有這種意愿。與幾年前相比，現在人們對快速行動必要性的共識更加強烈。

澎湃新聞：此前有英媒披露多國針對減排行動報告游說聯合國，國際氣候協議多大程度被政治因素左右？

夏普：回溯到5年前簽訂的《巴黎協定》，那是一份政治協議。之后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撰寫報告，來闡述氣溫升幅2攝氏度和1.5攝氏度之間的差別，以及這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意味著什么。可以發現0.5攝氏度的目標差別非常大，升溫是一種非線性增長，必須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全球凈零排放。

英國2008年制定了到2050年排放量減少80%的目標，但當研究更多科學證據后，意識到要做更多，需要將目標更改為100%，這是英國所做出的決定，也是其他國家得出的結論。中國目標是2060年實現碳中和，G7國家的目標是2050年，不同國家的國情不同，但是6年前我們絕不會想到，全球3/4國家設定凈零排放的國家，這6年是科學讓大家做出了決策。

澎湃新聞:我們距離1.5攝氏度的目標還有多遠？

夏普：自1979年瑞士日內瓦召開第一次世界氣候變化會議至今已有40多年，40年來全球排放量一直在上升，而我們不斷拖延應對氣候問題。最初的技術轉型起步緩慢，但加速非常快。當我們實施正確的政策時，變化比我們想象中來得更快，太陽能的應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設定的目標仍然不夠強力，事實上可以比預期行動得更快，所以我們還有希望。各國不僅要制定正確的政策，而且要相互協調努力。

我們的目標是“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以下”，這意味著保有將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之內的機會，而不是一個結果。我認為，在格拉斯哥的兩周會議中不會真正實際解決任何問題，是朝著1.5攝氏度的目標努力，留存實現目標的機會，不要認為一切為時過晚。我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政策決定，尤其是美國、歐盟、中國、印度。